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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近代中國武術發展歷程

    2020-02-23 13:06:37 作者:admin 來源:古武網

    鴉片戰爭

     西方文化的進入與中華新武術

     鴉片戰爭的炮火震撼了近代中國,西方的堅船利艦打破了“以弧矢定天下”的古老傳統。甲午戰敗后,幾千年以來用于軍陣廝殺的武術帶著民族的恥辱無奈地退出戰爭舞臺。20世紀初,清朝終于廢止武舉制,試圖“西法練兵”,但是仍然難以治愈“國弱民弱”的沉病。

     面對一宗宗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國人悲憤,民眾泣血。許多仁人志士探索尋求著救國救民的途徑,其中有嚴復的“自強”“保種”思想,有康有為的“仿洋改制”呈詞,有譚嗣同感于西人好運動尚體操而發的主張。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偉人孫中山看清了統治者的腐敗無能,立誓推翻清王朝,驅逐外國列強。他年輕時對歐美的兵式體操很感興趣,刻苦操練,躬行實踐。他提倡“自衛之道”和“尚武精神”,認為體育關系到強種保國和民族盛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這種思想與行動在西學東漸的近代中國,對抵抗外侮、救國圖存產生了積極作用和重大影響。這就是西方文化,包括體育思想進人中國后被不少有識之士吸取的重要原因。

     中西結合的產物之中華新武術

     19世紀末20世紀初,許多中國人已經看到騎射之無用,于是有人吶喊“請停弓馬刀石武試”,有人呼吁。“今日練兵,非實由西學之必不可耳”,一時間效法西學練兵成為輿論與時尚。

     孫中山針對當時全盤西化的傾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強種保國”的歷史潮流中,在土洋軍事的、體育的思想碰撞交鋒中,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把西方的兵式體操引進興辦的軍事學校中,將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技擊內容與兵操訓練相結合。這種中西融合的做法奠定了武術與體操結合的思想基礎。

     《中華新武術》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1911年由十多位武術名家編輯的(中華新武術》,借鑒了兵式體操的教練方式,以傳統武術拳技和摔跤術等為素材,采取中西融合的做法,編成新式武術教本。這是具體地將武術與西學融為一體,較之一味西學具有民族創造性和自尊心。從1911-1918年,《中華新武術》教材先后被定為當時的軍警必學之術,列為全國各中、高學校正式體操和全國正式體操。由此可以看出它在當時中國的影響和作用。

     中華新武術對近代中國武術的影響

     《中華新武術》的“新”的意義之一在于它被確定為當時在全國推行的“正式體操”,從此西方的“體操”概念與中國傳統的武術不是名義上而是實質上結合在一起了。它不僅對學校,對社會,乃至對當時的北京體育研究社等民間武術社團,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中華新武術》的“新”還體現在實施教材的教學方法上。它借鑒西方兵操配以口令的形式,從簡單易學的武術基本動作人門,先單式教練,后連貫成套教練;既有單操團體教練,又有對操團體教練。教法先易后難,循序漸進,至今仍是院校武術的經典教法。我們現在的武術普修教學,雖然教學內容不同了,但是集體練習、口令指揮等教學方法仍然沿襲著那個時期洋為中用的創造性成果。

     《中華新武術》不僅在教學法方面對近、現代中國武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倡導者在吸收“兵式體操”的時候,也認同了西方“體操”的運動形式,接受了西方體育的競技思想。1923年在上海舉行的“中華全國武術運動大會”就是采用西方體操表演競技形式的一次嘗試,是武術獨立步人體育運動的前奏曲。此后,民國的全國運動會將武術套路列為表演賽,1933年升格為國術錦標賽,一些地區性運動會,如華北、華中運動會也設有武術比賽,由此揭開了武術體育競技的帷幕。

     如果《中華新武術》僅為軍警之術,如果《中華新武術》沒有列人學校體育,如果《中華新武術》的倡導者們不再作武術表演和競技的探索,那么《中華新武術》只能停留在兵操階段,西方的體育科學思想和方法就不可能通過武術這個渠道融人中國主流社會的教育和體育之中去。《中華新武術》是先驅者們探索救國圖存的眾多嘗試中的一種,雖然它不可能從本質上改變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面貌,它的命運是短暫的,有其悲劇性的一面,然而,它對武術的貢獻卻是突破性的,它成功地將西方體操的方式、體育教學的方法,以及競技運動的思想注入傳統武術之中,給中國武術留下了深探的印跡。社會與民間武術組織的建立與發展

     (一)抵御外侮練拳習武

     三元里抗英斗爭中習武練拳的鄉民、工人發揮了重要作用。南方廣東各地的“更練館”“武館”“石行會館”等習武場所,請教習,授武藝,操練鄉勇,寓兵于民。三元里戰斗打響后,漫山遍野的鄉民手執鋤犁,工人們取出大刀、長矛、把頭等器械和農民一起參加戰斗,斃敵或殺死英軍頭目,給侵略者沉重打擊。由于各地組織社學,技藝操演純熟,在抗英中有數千之眾可以調用。習武者成了南方抵御外侮的重要力量,而反侵略的斗爭又推動了南方人民的習武活動。

     (二)反清反帝傳教練拳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發展初期以學拳組織力量,后來他設“大館”借傳教公開練拳,編練隊伍。拜上帝會始創時就注意吸收有武藝者人教,有的本事高強的首領還在各地傳授武藝,如石達開以拳術教授弟子數百人,賴漚鐵于村中設館授徒,林鳳翔也有幾十人跟他一起練武。這些人加入太平軍,使其所掌握的武術技能成為反抗清政府的戰斗工具。

     清代的紅槍會、順槍會、小刀會、義和拳等等都是聚眾習武的組織。隨著清廷日益腐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加劇,以及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義和團“以練拳棒為由”匯聚民眾,投人反帝反侵略的斗爭。當時京城、山東諸地拳場林立,許多武術拳種的首領都匯集到義和團的旗幟下,拳民年多一年。義和團的發展推動了我國北方的武術活動。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后,盡管清政府禁令習武,但許多地方仍然禁而不絕。

     義和團等蓬勃一時的武術活動在近代武術史上具有積極意義的一面,也有負面影響,如學拳念咒、祈求神靈、宣揚刀槍不人等神秘玄虛色彩和封建迷信。這在拳會與教門混雜的年代難免良芬不分,而今這些糟粕與武術的科學化、現代化早已是格格不人了。

     (三)拳會結社興學體育

     20世紀初伴隨西方教育思想和體育思想的滲透以及廢科舉興學校,中國人開始尋求西方體育和中國傳統尚武習俗的結合。往昔民間結社與宗教教門關系密切,然而近代再度活躍起來的民間武術結社卻向體育教育轉變,主要目的是救國圖存,強身保種,培育人才。

     1909年上海創辦了“精武體操學校”,1916年易名為“精武體育會”,它是我國近代很有影響力的社會武術團體之一。孫中山曾親筆為該會題寫了“尚武精神”的匾額。“精武體育會”主要教授武術,視武術為體育,它兼容南北武術流派,聘請各派教師傳播武術,并設置體操、拳擊、摔跤、舉重、籃球等諸多西方體育教學內容。“體育”的涵蓋面廣,由“精武”和“體育”冠名更符合社會的需求。而成立于1911年的“北京體育研究社”也以提倡推廣武術為宗旨。類似將武術納人“體育”范疇的社團組織還有上海的中華體育會、上海聚勝體育會、北京武術體育會等等。這些武術社團招聘各地名家,使散播于民間的不少拳械技藝得以進人城市體育領域。不少傳統武術門派由此接近了體育,受到西方體育的熏染和影響,逐步融人到體育之中,成為體育的一個基本因子。

     (四)國術系統也講體育

     1928年成立的“中央國術館”是隸屬于國民黨南京政府的一個權威性的武術機構,在當時社會上有較大的影響,左右著武術的發展。

     中央國術館成立后,各地紛紛建立國術館、國術社,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國術館系統。后來中央國術館創辦“國術體育傳習所”,它的學科設置的許多課程、術科包括的許多項目,都是引自西方體育的內容,注人這些內容意味著以中國武術為主的專門學校并不排斥西方體育。

     中央國術館成立后,于1928年舉行第一次“國術國考”,其對抗性比賽和考試方法揉合了西方體育竟賽與舊時武科試文試武的形式。隨后第二次國術國考又制定和實踐了武術拳械及對搏的競賽規則。1933年武術被列為民國時期第5屆全國運動會男女競賽項目。5年間對武術競賽條例和細則的初步規范,使武術逐步擺脫舊有的較技方式,向體育競賽靠攏。這些活動在中國現代武術競技運動誕生之前是一種探索,其積極意義在于武術體育竟技的意識已萌動,它邁出的腳步留下了足跡。

     然而,社會上有影響的國術館系統和一些民間武術組織,在日寇侵華戰爭和內戰的戰火中紛紛停辦或難以維持,這是由于它們依附于一個沒有前途的政府,社會動蕩,經濟凋零,戰火不斷,是它們必然由興而衰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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